看似“对症下药”决策的失灵，说明决策不精准。

据瑞典“本地”新闻网报道，瑞典公共卫生局在为期8周的时间内从斯德哥尔摩、耶姆特兰和西博腾等地总共收集了约1200份血液样本、并开展抗体测试，得出的结论颇为令人沮丧。在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首都斯德哥尔摩，只有7.3%的人拥有抗体。在瑞典其他地区，已有抗体人群比率更低：该国南部的斯堪尼省的抗体比率仅为4.2%，西约塔兰省仅为3.7%。这组数据远低于政府预计的20%，距离真正意义上的“群体免疫”更是天差地远——根据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说法，也是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普遍认同的观点，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70%至90%的民众携带抗体，才能达到“群体免疫”的效果。

值得借鉴的是，在航天领域，以“绝对保密”和“绝不究责”为特征的“自愿报告系统”已实施多年，成功搜集了大量实施前难以获取的数据，有力地推动了民航安全水平的提高。

带抗体比例仅为7.3%

“群体免疫”尝试遭更多质疑

近日，《复旦毕业40岁博士年收入仅8.2万元，全国人大代表建议：疾控纳入公务员管理》一文引发关注。

疾控人员待遇不理想的背后，是疾控系统管理体制的制约。疾控系统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人员工资待遇由财政全额保障，这一工资对比医疗卫生同等专业人员偏低，对专业人才缺乏吸引力。　受访专家认为，各级政府需重视公共卫生队伍建设，特别是要通过提高从业人员工资待遇和专业水平，提升疾控队伍地位，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加入疾控队伍，为健康中国建设打好基础。

所以，卫生、公安等职能部门不妨“依葫芦画瓢”，着力建设医疗暴力事件报告系统，为尽快“摸清底数”、精准决策提供有力支撑。【环球时报】瑞典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的“豪赌”成功了吗？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23日报道，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，北欧发达国家瑞典采取了消极应对政策，试图通过所谓“群体免疫”来实现抗疫的最终胜利，被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等媒体称为在应对新冠病毒上“豪赌一把”。瑞典驻美国大使奥洛普斯多特4月曾宣称，斯德哥尔摩已有30%的人达到“免疫”，5月就可以实现“群体免疫”。然而瑞典公共卫生部门近日发布的研究显示，截至4月底该国首都出现抗体的居民比例却仅为7.3%，而与此同时，瑞典因新冠肺炎离世的患者已经超过几个邻国的总和，每百万人口当中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成为欧洲最高。尽管瑞典卫生部门仍在为其政策的合理性做解释，但眼下这份“抗疫成绩单”是无可争辩地刺眼，多家媒体以大写的“FAIL”（失败）来评价瑞典的抗疫模式和成果。

重视疾控人才，代表发声，网友支持

“我们2018年流失的一个博士，上海复旦大学流行病学与统计学毕业，现在已经到深圳去了。作为40岁的副主任医师，2017年全年的收入只有8.2万元。” 5月21日，何琳在2020年“声音?责任”医药卫生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表示。